日期：2025-06-18 11:06:05
康熙帝是个大忙人，执政期间既要平三藩、收台湾众团优配，又要应付夺嫡之争。可即便如此，他仍时常忙里偷闲，到西苑的丰泽园干农活。
其中缘故，他曾在《庭训格言》中透露：“朕自幼喜观稼穑，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
丰泽园内有水田数畦，康熙常来此种稻。某年六月，园内长出了一株异常茁壮的早熟稻，所产之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康熙诧异之余，便留为谷种，待来年复种，结果年年如此。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康熙召集尚书库勒纳、马齐等人于丰泽园澄怀堂议事，借机展示这一新品种，取名“御稻米”。此后，他又尝试将其引种至承德避暑山庄，并大获成功。
这一农业新发现传到英国后，生物学家达尔文对康熙钦佩不已，称其是“唯一的育种家皇帝，发现并亲自培育了唯一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水稻”。
“御稻米”虽有特供之意，但康熙并不吝啬，曾说：“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他召集各地官员，每人分发谷种两石，向全国推广。他甚至为此写诗，希望有朝一日，遥远的塞北和岭南都能种上这种早熟水稻，以充实各地仓廪。
康熙为水稻倾注热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帝国当家人的隐忧。历代王朝大多定都于北方，然而自唐宋以后，政治与经济两大中心逐渐分离，一个历史困局悄然出现——北方缺粮，尤以京师及其周边为最。
每遇粮荒，历代君主除了紧盯北方的麦粟救急，也会将目光转向南方的稻米。但纵观历史，想让一座高度城市化的帝国都城不受饥馑，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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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人们除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外，也尝试将其驯化。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中国先民，就成功驯化出了栽培稻。此后，稻作农业逐渐向周边扩散，并在距今4000多年前，向着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传播。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虽然也种稻，却不是主流产区。物以稀为贵，稻米成为社会中上层人士才吃得起的精粮。“生人之极乐，以稻味尤美故”，受此影响，吃米饭被时人看作是一种奢靡享乐的行为。
《论语·阳货》记载，有一次，孔子讲学，学生宰予抱怨称，为父母守孝三年，时间太漫长，应当缩减为一年。此话一出，惹得孔子心生不满，于是反问道：“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开始吃精细的米饭，穿华丽的锦衣，良心何安？”但宰予仍坚持己见，并告退离去，气得孔子大骂：“宰予真是个没有良心的家伙！”（予之不仁也。）
由于水稻喜湿，对灌溉要求较高，水利工程至关重要。基于此，控制水源经常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
战国时期，东周与西周两国不睦，时常发生冲突。周赧王七年（前308），东周人想改种水稻，这时，位于上游的西周国却截断了洛水。失去灌溉水源后，东周国上下忧心忡忡。纵横家苏秦听闻此事后，便主动请缨，要替东周国解决这个麻烦。
见到西周君后，苏秦开始忽悠：“您完全截断水源的计谋是不对的！如果不放水，东周就会继续种植耐旱的麦子。您如果想坑害东周，不如趁其种麦时突然开闸放水，这样便能毁掉他们的庄稼。等到对方改种水稻时，您再关闸断水。到时候，东周的臣民将会全部听命于您。”
西周君不明就里，于是开闸放水，东周国由此重新得到水源，恢复种稻。而苏秦则从两国分别获得了酬金，至于后面的手尾，他可就不管了。
历史遗存与文献典故表明，水稻在先秦时期并不算罕见，但出人意料的是，其不在“五谷”之内。《诗经》中，“五谷”通常指的是麻、菽、麦、稷和黍，并不包含水稻。对于这个和后世普遍认知颇有出入的文化现象，明朝人宋应星给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五谷）独遗稻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
在宋应星看来，这完全是中原地区掌握了文化主导权，先入为主的结果。倘若古代先贤们生长于南方，那么水稻必定在五谷之列，位列五谷之首也不是不可能。
尽管水稻的文化地位不高，但这并不妨碍它日益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口粮。至明代，水稻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其他粮食作物无法企及的高度。宋应星在编撰《天工开物》一书时，毫不夸张地表示：“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
时至今日，水稻依旧是中国消费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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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之田，所植惟稻”，从栽培稻出现在长江流域的那一刻起，江南就注定成为水稻的主场之一。
早在春秋时期，得益于湿热的地理环境和成熟的稻作技术，江南水稻已展示出相对高产的优点。据《吴越春秋》记载，卧薪尝胆的勾践回到越国后，为图复仇，劝课农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年（前484），勾践听从越国大夫文种的建议，试探吴王夫差的疑心，以赈灾为名向吴国借粮。夫差不疑有他，“乃与越粟（实则是稻米）万石”。勾践得粮后，立马分发给了越国臣民食用。
按照两国约定，欠粮须在次年归还。此前，越国因战败被吴国削去了大部分领土，仅剩“封地百里”。可即便如此，越国仍是在这有限的土地上实现了丰收，并且在保证国民温饱的前提下，一次性将吴国的万石欠粮全部还清。可见吴越的稻作农业在当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西汉时期，汉武帝于全国各地设铁官达49处，江南地区亦被覆盖，说明更为坚固耐用的铁制农具加入了江南稻作。到了东汉，比人力更为强劲的耕牛也参与进来。
《后汉书》记载，东汉建初八年（83），朝廷任命王景为庐江太守。王景到任后，发现当地仍在使用效率低下的人力耕种，以至于“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更令人可惜的是，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曾命人在庐江郡境内开辟了大片稻田，现如今却被当地百姓闲置不耕，沦为野地。对于这种“捧着金碗讨饭”的不合理现象，王景很是不满，于是“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在他的督促下，庐江郡兴起大规模垦田运动，广种水稻，逐渐地实现了“境内丰给”。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激荡三百年。永嘉之乱后，中原百姓纷纷南下寻求安宁。纷至沓来的北方移民，既给江南稻作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逐渐改变着江南地广人稀的旧貌。人口的大爆炸，刺激着新农田的开辟。由于江南地区河湖众多，水网密布众团优配，人们在开垦荒地的同时，也尝试着与“水”争地，圩田便是其成果之一。
圩田（也称围田）是筑造堤坝，圈占浅水沼泽或滩涂形成的水田。三国时期，坐拥江南的孙吴政权为增强自身实力，对圩田建设极为重视，“将金钱等处兴筑围田，各分疆界，多为邑里”。南北朝时期，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建元二年（480）出任丹阳尹，计划进行大规模圩田建设。经过测算，适合开垦者，“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种种举动，为江南稻作的规模扩大提供了充足的土地储备。
这场从秦汉时期发端的造田运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实践，最终在唐朝成熟完备。后来，宋人称其为“大圩古制”。
所有关于稻作的努力，终将有所回报。这在稻米的产量上得以体现。
海虞地区“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常熟，而县以名焉”。海虞得益于圩田之益，农业几乎是年年丰收。南朝梁大同六年（540），正式改名为常熟，并沿用至今。
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自从江南得到开发后，苏州便逐渐成为这片富庶之地的核心。范仲淹对苏州物产之丰饶感触颇深，一次在跟宋仁宗汇报工作时，不禁夸道：“臣知苏州日，检点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可见，仅苏州一地的稻米产出，就可满足朝廷一年的需求。
水稻的高产，既在于总量，也在于单产。南宋嘉定二年（1209），湖州迎来了丰收年。作为喜事，知州王炎迫不及待地向宋宁宗报喜：“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石。”南宋诗人方回也记录过江南稻作的产量情况：“吴中田今佳者，岁一亩丰年得米三石，山田好处或一亩收大小谷二十秤，得米两石，皆百合斗。”
由于水稻产量高，南宋时期便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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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一些王朝的国都面临断粮时，基本都要仰仗南方的稻米“续命”。
大唐长安城是人口逾百万的特大型都市。然而，高度城市化带来的，是非农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以及对粮食供应的严格考验。
长安所在的关中，在汉代也曾是“膏壤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但到了唐朝，“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面对京畿的人口大爆炸，关中粮产难以支撑。而洛阳因“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逐渐成为唐代粮米转运中心，断无缺粮之忧。由此，唐代出现了几任“逐粮天子”。
自显庆二年（657）起，唐高宗李治多次移都就食。经统计，此后二十六年里，唐高宗有近半数时间停留在东都洛阳。在第七次就食东都期间，唐高宗病重，于永淳二年（683）死在了洛阳。
临死前，唐高宗抱憾曰：“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对于屡次离开长安到洛阳解决吃饭问题，他的内心充满无奈。或许，只有归根于长安，才能让这位“逐粮天子”释怀。
与唐高宗不同，其子唐中宗李显十分“头铁”。景龙三年（709），关中爆发饥荒，群臣请求皇帝移驾洛阳。可唐中宗却听信韦皇后的怂恿，扬言道：“岂有逐粮天子邪？”拒绝移都就食。皇帝的固执所造成的后果，史书并未记载。
皇帝跟着粮食跑，确不啻为一种耻辱。唐玄宗曾五次移都就食，也渐感天子逐粮的不体面。
当时，南方的粮米理论上可以走水路直抵长安。奈何渭河时常淤塞，黄河三门峡段汹涌湍急，加之黄河水位变化大，江南船夫不晓黄河水文等缘故，水运漕米至长安困难重重。开元十八年（730），时任宣州刺史的裴耀卿向唐玄宗提出——可在黄汴交汇处、黄渭交汇处，以及三门峡东、西两端各设粮仓，以此“纳江东租米”，再实行水陆并用、分段运输至长安。但这个建议并未得到采纳。等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关中再度缺粮，唐玄宗忽然想起这个改革计划，于是照令施行，并命人在三门峡一带“凿山十八里以陆运”。
每年四月，南方粮米陆续起运，并在三门峡一带放弃水运改走陆路。由此，维系帝国运转的漕米得以不断运往长安，“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运庸钱三十万缗”。此后，玄宗时期的韦坚和代宗时期的刘晏继续为南米北调而努力，先后在裴氏漕运改革的基础上加以优化，从而维系着唐朝政权的稳固。
兴元元年（784）七月，因“奉天之难”出逃的唐德宗重新回到长安，但形势并不乐观。当时关中除战争破坏外，还经受了旱灾与蝗灾，物资短缺，“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贞元二年（786）春，关中粮荒仍在持续，且影响到了中央禁军。夏天，军粮告急，一些饥饿的禁军士兵扬言：“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军队哗变一触即发。
就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刻，有大臣来报，镇海军节度使韩滉押运的三万斛江淮漕米已经到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唐德宗闻此消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不顾帝王形象跑到东宫，与太子相拥而泣：“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同年秋天，来自江淮的稻米源源不断输入长安，形势危如累卵的李唐政权终于转危为安。
唐以后，中原政权愈发仰赖江淮稻米供应，为此还在定都一事上做出让步与迁就。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定国都于汴梁（今河南开封），但在心底，他更看好“形势得天下中正”的洛阳。开宝九年（976），他借祭祖之机，意欲迁都洛阳，结果遭到随行官员的集体反对。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进言道：“东京（汴梁）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随后，晋王赵光义也加入劝说。赵匡胤考虑再三，无奈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元代以后，帝国的版图较两宋大幅扩张，更为“居中”的北京成为了新的政治中心，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定都带来的快速城市化，使北京对于江淮漕米的需求剧增。为了方便南米北上，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将绕行洛阳的隋代运河截弯取直。至元三十年（1293），连接江南与大都（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明清时期，得益于元代完备的漕运基础，北京继续担任帝国的都城。但这项惠及京畿地区的南米北调工程，却逐渐在吏治腐败的的环境中，滋生出了祸害百姓的毒素。
漕运，向来是油水极为丰厚的领域，自然无法躲开贪官墨吏的视线。无论是从中分肥，还是漕运损耗，地方官们都将多出来的成本全部平摊到江南百姓头上。嘉庆年间，朝廷每年向江南八省征收漕米四百万石以输京师，但实际征收的漕米往往高达一千万石之多。
湖州归安人陆名扬利用民情与归安县官府订约众团优配，划定漕米的征收额度，让官员们难以从中捞取油水。财路被断后，这一举措，连同陆名扬本人一起成了归安县官场的眼中钉。嘉庆二十三年（1818），归安新知县王寿榕诬告陆名扬聚众抗粮，官兵与支持陆氏的村民随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为了不连累乡民，陆名扬站了出来：“吾岂以一身累一村哉？”独自一人抗下了所有“欲加之罪”。结果，陆名扬“罪加一等”，被斩首示众。而南米北调中的贪墨现象，一如往常。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粮米顺利进京，历代统治者往往限制、甚至禁止大运河沿线农民取水。牺牲农田灌溉，以保证漕运顺畅，这其中，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意味。
断粮之忧，漕运之弊，已经如此严重，于是一个问题被摆上了台面——与其不远千里到南方征运，何不尝试着就近栽种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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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五年（1012），气候异常，江淮与两浙的雨水明显减少。旱情发生后，当地稻米大规模歉收。这一突发状况，可把宋真宗赵恒给愁坏了。
北宋立国后，汴梁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商业日渐繁荣，城市熙熙攘攘。巅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众。除了平民外，为了弱枝强干，同时防备辽人南下，汴梁周边常年驻扎着北宋的主力——数十万禁军。每天一觉醒来，宋真宗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是考虑如何喂饱这一百多万张嘴，不致生变。
汴梁严重依赖于南方的粮产。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期设置发运司，专门负责从东南六路征收与转运物资，以供京师所需。仅粮米一项，每年“以六百万石为额”。江南稻米歉收，就意味着汴梁即将面临一场粮食供应危机。
转机出现在了福建。
当时，福建被认为“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大中祥符元年（1008），福建人从越南占城引进一种“耐水旱而成实早”的水稻，以缓解当地的粮食压力。四年后，正在为旱情焦虑的宋真宗得知这一新稻种，马上派人前往福建征收三万斛作为稻种，分发给江、淮、两浙三路播种。相对高产的占城稻最终帮助宋真宗化解了这场危机。
不过，人无完人，稻无完稻。南宋人罗愿曾提到占城稻的缺点：“作饭差硬。”当然，在饥饿面前，口感问题似乎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自此以后，占城稻为历代王朝所关注。而北方种稻，也优先选择“占城”。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对此稻极为推崇，称“高仰处皆宜种之，谓之旱占，其米粒大且甘，为旱稻种甚佳，北方水源颇少，惟陆地沾湿处种稻”。
占城稻的推广，无疑是水稻北进过程中的一个成功样板。北宋一朝，官方利用宋辽边境和汴梁周边的丰水地区开垦水田种稻，一方面是出于阻滞北方骑兵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缓解南米北调的压力。宋神宗时期，侯叔献等人在汴梁周边大兴水利，成功引入稻作，“成淤田四十万顷以给京师”。
元朝统治者虽出身游牧，但同样重农。元初，风土论一度甚嚣尘上，不少人坚信农作物应当各安其土，盲目移植断然无所获。但元初名臣、著名农学家孟祺代表官方予以驳斥：“苟泥涂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力挺北方地区引种水稻。
到了元末，大都（北京）的一次粮食危机，加速了水稻的北进。至正年间，东南地区先后爆发方国珍、陈君信、张士诚等人发动的反元起义，漕运与海运悉数停罢，元帝国的粮草大动脉被战乱给掐断了。至正十二年（1352）十二月，丞相脱脱向元顺帝建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在得到首肯后，脱脱以每人“给钞十锭”的工钱，从江浙和淮东找来了一千名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农业好手来教人种水稻。这一年，京津冀一带“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明朝经历短暂的“南京时代”后，明成祖朱棣将北京恢复为全国政治中心。京杭大运河上，承载着数百万石江南粮米的漕船再度起航向北。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黄淮梗塞、漕运困难等缘故，效仿元廷在京师周边屯田种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一向支持兴水种稻的徐贞明被任命为尚宝寺少卿兼垦田使。徐贞明四处招募南方籍人士，参与营田，不到一年时间，便在永平府（今唐山与秦皇岛一带）开垦出三万九千多亩水田。正当徐贞明准备再度扩大规模时，却被朝廷叫停了。
原来，一些北方籍官员以北土不能保住水分、种稻人力耗费过多和北方春雨不足等理由，向皇帝进言反对在京畿地区扩大稻作。万历听后，立场开始动摇。于是，这场屯田种稻行动渐渐熄火。尽管事后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和农民在私下努力，但由于缺少朝廷的支持，明代京津地区的水稻种植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进入清朝后，雍正皇帝也在京津地区发起了水稻推广运动。
雍正三年（1725），一场洪涝不期而至。水患虽使京畿地区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也给清廷带来了一个启发——北京周边既然有如此丰富的降水，何不“仿遂人之制，以兴稻人之稼”，将水患转为水利？翌年（1726），大学士朱轼也报告称，北京东部山泉众多，“若开浚沟渠，引流种稻，于民生甚有裨益”。这一报告令雍正信心倍增，遂命怡亲王胤祥成立水利营田府，全面负责在京津周边地区开垦水田，引种水稻。
在这场营田运动中，朝廷通过种种优惠政策鼓励民间加入。官方不但对垦田种稻出众者加以封赏，还承诺收购这些水田出产的稻米。在官民的共同参与下，京畿地区的稻田不断拓展，到了雍正七年（1729），累计开垦的稻田已达6000多顷。
然而，任何改革终究不会一帆风顺。任县人冯文对此大加吐槽：“不营水田于有水之田，而营水田于无水之田。”批评朝廷一味推行稻作，不顾实际，将一些取水困难的地块强行开辟为水田，结果事倍功半，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最后不得不改回旱田，复种麦粟。
更糟糕的是，雍正八年（1730），作为实际负责人的怡亲王胤祥骤然病逝。人走茶凉，水利营田府不久也随之解散，水稻推广运动不了了之。
5
水稻北进最为成功的一站，是比京津纬度更高的东北地区。
唐朝时期，东北已出现稻作。《新唐书》记载，当时的渤海国尊唐为天朝上邦，并向唐廷进贡地方特产。其中，便有一种来自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延吉县一带）的“庐城之稻”。诡异之处在于，自渤海国灭亡后，东北地区再无稻作的痕迹和记载。
沉寂了近千年，水稻的身影才再度出现于东北。而这，与一群朝鲜移民相关。
清军入关后，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全面封禁。但禁令拦住了关内百姓，却挡不住朝鲜人。自明末清初起，一些朝鲜百姓迫于生计，冒禁闯入东北寻求生机。此后，偷渡现象屡禁不止。晚清时期，清王朝忙于应付外敌与内乱，将封禁政策改为招民开垦。朝鲜百姓闻讯后，大批涌入东北。1891年，朝鲜国王问及边情，平安道监司闵丙奭告诉他：“本道江边九邑，接壤彼界。我民之越去者，不下十余万。”1910年，“日韩合并”后，流亡东北的朝鲜移民愈发增多。
朝鲜移民在进入东北时，也带来了朝鲜的本土稻种，并在辽宁试种成功。据辽宁《凤城县志》记载，移民所带来的一种水稻被时人称为“水粳子”。由于凤城地理气候与朝鲜相似，水粳子一经播种，便正常扎根生长，在丰收时节“获利颇巨”。
可是，当移民将朝鲜稻种移至黑龙江播种时，却宣告失败了。水稻对水土和气候的敏感，令朝鲜水稻最终止步于辽宁及周边一带，移民不得不另觅良种。
1905年，日俄战争以沙俄的战败而告终，东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从中国攫取更多的资源和物资供养日本本土，在华日企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涉足东北的稻作。而辛亥革命后，东北地方政府也在尝试引种水稻，扩大粮产。当然，双方都遇到了和朝鲜移民一样的农业难题。
满铁选择了自研培育。从1912年起，满铁就在长春试种水稻。翌年，又设立了产业试验场熊岳城分场，分别进行水稻品种的比较试验，先后培育出大野、田泰、青盛等多个能适应东北地区不同环境的改良型稻种。
而东北地方政府则是在北海道找到了解题之法。他们认为，日本北海道与黑龙江纬度相近，当地稻种或许也能适应黑龙江的气候。1913年，吉林省政府派出了一个农业代表团前往日本，在北海道大学参观后，从当地带回了稻种。由于缺乏经验，中方人员带回的稻种屡屡种植失败，后在种稻经验丰富的朝鲜移民的帮助下，方才引种成功。
历史并非孤立的叙述线。清末，来自朝鲜南部的移民申友景，也从日本北海道获得了一种名为“赤毛”的稻种，并在牡丹江地区的磨刀石、海林一带进行试种。数年之后，他同样获得了适应东北的耐寒型稻种。
在这些良种的加持下，东北水田的开垦面积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1913年，东北水田仅4000多公顷。到了1931年，飙升至81800公顷，东北逐渐显露出了“粮仓”的身影。
20世纪40年以后，深陷二战泥淖的法西斯日本颓势显露，国内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日本当局将希望放在侵占已久的中国东北地区，并于1943年通过了《满洲国紧急农地造成事业要纲案》，强迫20多万中国百姓开垦水田种稻，以供应日本本土及军队作战所需。1945年，该计划得以基本完成。但，这种流淌着罪恶的行径，终不能为日暮西山的法西斯政权延续生命。同年夏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曾经的北大荒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北大仓，其中不乏水稻的贡献。
时至今日，水稻已经在东北的土地上彻底站稳了脚跟，东北所产稻米享誉全国。而遥想那些年，水稻的在中国的北进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至今仍令人感慨不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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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曾雄生：《水稻在北方：10世纪至19世纪南方稻作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郑云飞：《稻作文明探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
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李秋芳：《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丁海斌、国婷婷：《唐代移都就食现象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
杜海斌：《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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